篮坛再无“姚主席”
篮协“姚明时代”落幕。
文|李达 林苑
10月31日，第十届中国篮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姚明辞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职务的申请，选举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协联合党委书记、中国篮协副主席郭振明为新一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至此，姚明七年多的篮协主席生涯宣告结束，从上任时的改革者面貌，到如今遗憾离去，姚明为中国篮球，乃至中国体坛留下了什么？
入主篮协七年壮志未酬，今后何去何从？
2017年2月23日，姚明在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篮协主席，身为中国篮球的旗帜和领军人物，以明星运动员身份转为篮球主管官员，“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彼时的姚明给中国篮球界和球迷带来了巨大的期望。
上任伊始，姚明就放弃了许多个人利益全身心投入篮协工作，俨然一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姿态。比如为了避嫌，姚明将上海大鲨鱼篮球俱乐部转让给上海久事集团。再比如，为了给联赛输血，他主动放弃了全部商业代言，让个人赞助商中国人寿成为CBA官方赞助商。
同时，姚明尽其所能着手改革措施，尝试“双国家队模式”，旨在为年轻教练和球员提供更多锻炼机会，营造健康的竞争环境。对CBA球员合同制度进行改革，引入工资帽制度和股份分红制，同时规范化转会制度，以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此外，他还积极推动三人篮球和“小篮球”项目的发展，深耕民间篮球土壤，增加篮球储备人才，让篮球运动在各个层面都能开花结果。
2017年2月，姚明从李颖川手中接过聘书
图源：Osports全体育
不过最近几年，尤其是中国男篮连续冲击两届奥运会均告失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姚明总是眉头紧锁，疑云满腹，常常给人力不从心之感。
相对来说，在步入政坛之前，姚明虽然也“忙”，但“忙”得很轻松，2011年从篮球场正式退役之后，姚明频频投身社会活动，拥有着多元社会身份，入主上海大鲨鱼成为球队老板，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亮相两会，担任保护野生动物大使从事公益活动，上电视做解说。
而担任篮协主席之后，这些身份多数都已卸下，姚明把自己的精力、人脉和资源都奉献给了中国篮球，但结果却不尽如意。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姚明也表示，担任中国篮协主席的经历很宝贵，有不少收获，遗憾的则是国家队的成绩和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可见，从姚明自己的角度来看，也感到颇为遗憾。
对于未来的安排，据杨毅透露，姚明从篮协主席下来之后，并不会像球迷想象的回家“享清福”，而是会回到上海，组织另有安排其工作。
2024年10月，郭振明接任中国篮协主席
图源：中国篮协
姚明离任时也表示，他对篮球的热爱从未改变。中国篮球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比如国际交流、公益、青少年培训、产业研究、文化等等，未来自己以其他方式参与篮球的机会还有很多。
必须要说明的是，即使卸任了篮协主席，44岁的姚明仍在多个机构担任要职，其中就包括了全国青联以及姚基金，也就是说他还有很多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可以投入到篮球活动中。
也许未来我们不会再看到“姚主席”，但还是能看到这位巨人活跃在篮球界的身影，就如他在赛场上扛起国家队一般，肩负起中国篮球复兴之路。
当理想主义者遭遇现实，姚明给中国篮球留下了什么？
对于姚明的离任，有网友拍手称快，认为中国篮球天亮了，但更多人表示惋惜，认为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杨毅看来，姚明是他认识的人里面，最理想主义和最完美主义的人。
他在最新的播客节目中透露，姚明过于理想主义，不太会放低姿态搞关系，尤其是致使中国篮球内外部沟通不顺畅，中国篮协与国际篮联、亚篮联关系疏远。
细数姚明多项改革措施，确有过于理想化之嫌。比如CBA管办分离，在中国体制环境下很难真正实现，足球管办分离已经给出前车之鉴。
又比如大力提倡的体教融合，不仅在篮协，姚明多次通过政协委员身份提交关于体教融合的提案。他曾说：“我们要持续致力于减轻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更多的青少年走到阳光下多多参与体育锻炼，成长为身心健康、堪当大任的下一代。”可见其对体教融合的重视程度，但相对于篮协职权之内的事情，体教融合更是改革深水区，涉及体育和教育两大领域都是弊端丛生，更牵扯广大家长和青少年的教育观念，破解非一时之功。
足协主席宋凯与姚明
图源：Osports全体育
不过客观来说，除了自身过于理想化，欠缺官场经验之外，整个社会的氛围并没有给予姚明太多耐心和时间也是阻碍他改革之路的一大原因。
中国社会的唯成绩论思想带给姚明很大压力，如何平衡改革与成绩一直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尤其是在中国男篮两次无缘奥运会之后，这一问题成为压倒他的千钧之重。
如同篮球评论员王猛所言：“姚明的改革重点在提升篮球人口根基，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提升从事篮球热爱篮球的人数。百年树人，这没错。可咱们着急啊，咱迫切需要成绩啊，咱不想要五十年计划，咱五年就得看见结果。”
此外，仅凭成绩而言，女篮夺得世界杯亚军，东京奥运会三人女子篮球摘铜也是姚明任内的成绩，但公众对于女篮的关注度不及男篮，使得这一成绩变得看起来“分量没那么重”，亦构成社会层面的压力之一。
时间是任何改革者的敌人，日本足球改革由川渊三郎主持花费二十多年，但给姚明的只有两届任期，特别是对于中国篮球这一多方利益纠葛的土壤，任凭一点风吹草动就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坚持改革之路。
姚明也早已意识到时间带来的紧迫感，他曾经表示，“我们有机会让篮球行业发生一些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在时间窗口期我们如果不做得足够好的话，将来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恐怕下一次创造出机会要再晚十年左右。”
目前，姚明进行的改革有些已被替代，比如国家队红蓝国家队模式、国家队成员邀请制悉数已经不存在，继任者将如何对待姚明建设的其他改革遗产，还需要继续观察。
然而，公允地说，姚明仍然给中国篮球带来了崭新的思维和风气，其在NBA多年职业生涯和对中美篮球界的深入认识，让他形成体育必须融入教育和社会才能生根发芽，联赛必须市场化职业化发展等观念，想必将在中国篮球界种下种子，有待未来改革者重新拿出来复盘。
图源：Osports全体育
其实，就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的问题，姚明曾有过回答。
2016年，有媒体就姚明牵头成立中职联公司推动中国篮球市场化改革向姚明提问，姚明回答说，“不能因为过于理想化就放弃尝试。引用一句时髦的话，理想总是要有，万一实现了呢?理想和现实是有距离的，没有理想的带领你不会去想办法，反过来，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也无法去支撑理想。”
中国篮球复兴，需要有埋头苦干的人，也需要有仰望星空的人，如果姚明不是那个两者兼具的人，那么，那个人会是谁呢？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姚明离任原因之一在于联赛改革与国家队出成绩之间无法取得平衡，不止篮球，一头连着国家荣誉，一头连着球迷消费者，联赛与国家队能否兼顾一直在考验“三大球”话事人。
细想我国“三大球”联赛发展，实质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以女子排球为例，惠若琪在硕士论文《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发展现状分析》中写道：
“中国女子排球联赛的不成熟主要表现为以下不足：运动员基数不足，排球基础教育普及度差，宣传和受众人群少，商业化发展思路不开阔，职业化、规范化程度不深。中国女子排球联赛的盈利模式,仍然无法摆脱以“拉赞助”为主，门票收入、电视转播、特许经营不发达的格局。”
在惠若琪看来，“首先要明确队员和教练，特别是队员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法律地位，制定专门规范职业运动员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建立完善的协商制度，这是女排联赛知识产权开发的基础。”
“打造的‘明星’应该具备优秀的技术能力、人格魅力并担负社会责任，这是联赛整体公关的关键环节。”
“在契约的基础上，放开企业赞助或代言活动，提升职业女排明星的知名度等。强化青训，确保为联赛和国家队输送人才。只有排球事业整体发展才有可能做到相得益彰。”
惠若琪对于排超联赛的分析，对于“三大球”联赛的发展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从甲A到中超时代，中国足球职业化三十年仍在探索中前行，至今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仍处筹备期。当“金元外衣”褪去，俱乐部自我造血能力欠佳，从而拖欠奖金与薪酬被球员状告的新闻时而登上头条。
就排超联赛而言，本赛季联赛运营权重回排协治下。多位国家队明星主力继续选择留洋。排超联赛新赛季不破不立，开展升降级制度。
2020年CBA全明星赛媒体见面会，姚明难掩倦容
图源：Osports全体育
CBA联赛“三十而立”，尽管有着多家俱乐部陷入财务困境被迫出售主力球员，受国家队成绩影响全明星上座率遇冷，裁判判罚争议不断等问题，但总体来说，商业合作稳步向前，球员交易数量井喷，大牌球星流动性增强，选秀球员大放异彩，CBA改革仍在稳步推进。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每到“三大球”国家队成绩不尽如人意之时，就有网友发声：“取消联赛！”“回归体工队模式！”有这样想法的观众，不在少数。
也有网友提出，诸如以巴萨女足为班底的西班牙国家队，夺得了澳新女足世界杯冠军。这是用“联赛国家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不过放到泱泱大国，单一的“体制外”俱乐部能否代表国家队，答案想必在大多数项目当中都是否定的。
尤其考虑到中国国情，如何理顺联赛发展与向国家队输送人才的关系，恐怕并非简单照搬美国商业化模式或欧洲的俱乐部模式能够解决，需要管理者拥有更大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自今日始，篮坛再无“姚主席”，中国篮球又将去向何方？
